花 蕾 攝

□ 喬長富

鎮(zhèn)江焦山的歷史上，長期以來存在的至今仍亟待厘清的重要問題，除了它本名“譙”還是名“焦”之外，還有一個問題是，焦公祠里的焦公究竟是本名“先”，還是本名“光”。前一個問題，筆者已有小文述及，這里要探討的則是后一個問題。

文獻表明，焦公名“先”在前，名“光”在后

對于焦公的名諱，有兩種說法。一種說法是本名“先”，另一種說法是本名“光”。誰是誰非？

對于焦公的名諱，從今存歷史文獻看，最早是見于南朝宋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》“管寧傳”所錄文獻的記載。該書所錄《魏略》說“先字孝然”，所錄《高士傳》說“世莫知焦先所出”，以及《魏氏春秋》說“故梁州刺史耿黻以先為仙人也”，也是稱焦“先”。而且，北宋太平興國三年（978）所編成的《太平廣記》（參《進太平廣記表》）所錄《神仙傳》仍說“焦先者，字孝然”。由此可見，焦公名“先”要早于名“光”。他當是本名“先”。

然而，對于焦公的名諱，論者或據(jù)《太平御覽》所錄《高士傳》作“焦光”，就認為焦公本名“光”。個人以為，《太平御覽》一書，其傳世刊本，正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引明代胡應麟《經籍會通》所說，“海內抄本雖多，輾轉傳寫，訛舛益甚”，因此不排除“光”是誤書的可能。這一誤書，從宋真宗夢見的是“焦光”看，很可能在《太平御覽》或其前已經出現(xiàn)。不過，即使“御覽”原本作“光”，也只是顯示當時出現(xiàn)了誤作“焦光”的情況，并不足以證明焦公的本名是作“光”而不是作“先”。之所以誤作“光”，當如《嘉定鎮(zhèn)江志》所說，是“‘光’‘ 先’ 字略似”而產生的誤書。今天看來，“先”字草書和行書容易誤作“光”，但“光”字卻不易誤作“先”，因而“光”是“先”之誤也不奇怪。

說到這里，論者可能會說：《嘉定鎮(zhèn)江志》卷六“焦山”說《潤州類集》稱“舊經言焦光所隱，故名”，“舊經”應是唐朝人編的《潤州圖經》，這不是表明唐朝人就稱“焦光”嗎？個人以為，從“焦光所隱”是在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后就可以看出，所謂“舊經”，當是指撰成于宋真宗敕封焦光于“樵山”以后的《祥符圖經》，如果以為是唐人所作，顯然錯誤。因此，說唐朝人稱焦公為“焦光”，根據(jù)錯誤，說法也錯誤。不過，《祥符圖經》作“焦光”，卻顯示宋真宗以后，宋人已開始流行稱“焦光”。至于米芾所撰《焦山普濟禪院碑》作“光”，此文也作于宋真宗敕封“焦光”于焦山后，更不能據(jù)此證明焦公本名“光”而不是名“先”。

焦公“字孝然”表明，他本是名“先”

我國古代的成年男子往往是既有“名”，又有“字”。“名”與“字”在意義上是相關聯(lián)的。例如杜甫之所以字子美，是因為“甫”在古代是成年男子的美稱。從焦公的情況看，他“字孝然”，對這一點論者未見有不同說法。而所謂“孝”有“善事父母”（《說文解字》）之義，“先”指“祖、父已歿”（《康熙字典》），是對已去世者（包括父母）的尊稱（《辭?！罚？梢?，焦公名“先”，當有懷念父母等先輩，對父母等盡孝道之意。“孝”與“先”在詞義上是相連的。但“光”與“孝”在詞義上并沒有關聯(lián)。由此又可見，焦公的名諱本來當作“先”，并不會作“光”。正因此，從有關文獻看，凡是作“焦光”的都不稱“字孝然”，也就可見焦公的名諱本來是作“先”，而不會作“光”。

今天看來，從編成于太平興國三年的《太平廣記》所錄《神仙傳》仍作“焦先”，但編成于太平興國八年的《太平御覽》（參《辭?！罚┧洝陡呤總鳌纷?ldquo;光”看，很可能由“先”誤作“光”是始于北宋前期，產生重要影響的則是供皇帝“御覽”的《太平御覽》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其后不久，當曾讀過《太平御覽》的宋真宗在夢見焦公后只會想到“焦光”，大臣們也只會想到“焦光”，也就容易理解了。

宋真宗感“夢”，封焦公于焦山，定名“焦光”

如果說焦公在隱居“河之湄”時期的正式名諱當作“焦先”，作“焦光”屬于誤傳，那么焦公在被封于焦山之后，他的正式名諱就當作“焦光”，作“焦先”只能說是本名。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，則是緣于宋真宗的那個“夢”。對于此事，宋真宗在《賜漢隱士焦光明應公敕》中稱：“邇者染疾未瘳，忽夢老人入殿，自謂‘東南隱者，持丹奉獻’。夢覺，即愈。詢之近臣，曰：‘光乃漢末高隱，遨游天塹，洞隱樵山，甘貧樂道。昔以三詔不起，廉潔自持……’封功報典，理之所宜。凡本山田地差役，一概優(yōu)免；有司春秋祭奠，以為永錫之報。無負朕意，副所愿焉。”（錄自《光緒丹徒縣志》卷五）從敕文可見，宋真宗夢見“焦光”之所以封“焦光”于焦山，是由于他夢見的老人“自謂東南隱者”，“近臣”以為此人就是“焦光”，認為焦光曾“遨游天塹，洞隱樵山”，而古人所謂“天塹”是指長江，長江下游是北宋王朝的東南地區(qū)，古人稱為“樵（譙）山”的焦山恰好正處于東南地區(qū)的長江之濱，因而認為是焦光曾經“遨游”至長江下游的隱居之地焦山。于是宋真宗封焦光于焦山為“明應公”。從敕文可以看出，宋真宗君臣本來不是不知“焦光”隱居于“河之湄”，只是由于宋真宗所夢，因而認定焦公后來又曾隱于“樵山”，于是封“焦光”于焦山。這一情況除了顯示焦山古代曾名“樵（譙）山”之外，又反映了焦公的名諱在北宋前期特別是可能在《太平御覽》中被誤作“焦光”以后，已被朝廷正式定名為“焦光”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今天看來，對于“焦先”與“焦光”的聯(lián)系與區(qū)別，不妨理解為：隱居于“河之湄”的焦公的名諱當作“焦先”，作“焦光”屬于誤傳；而被封于焦山的隱士當作“焦光”，“焦先”則是焦公的本名。二者有聯(lián)系，又有區(qū)別。

說到這里，還需要指出的是，表面看來，宋真宗夢見焦光治好了他的病，就敕封焦光于焦山，似乎有點“輕率”，但事實上，從當時的情況看，他這樣做是有他的政治“深意”的。之所以如此說，是因為根據(jù)元代佚名所編《宋史全文》的記載，宋真宗做了皇帝以后，曾“封泰山，祀汾陰，躬謁陵寢”，不止一次宣揚他夢見“神人”，“神人”對他說：“當賜天書大中祥符三篇”，“來日復當賜天書于泰山”；還曾夢見神人“傳玉皇之命”。而且，他又喜歡提拔“草澤”之士，曾“召草澤魏野”，詔賜“錢塘隱士林逋”。他這樣做，顯然是要顯示他是一個神靈護佑、重視人才的圣明天子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夢見隱士焦光，認為焦光治好了他的病，因而敕封焦光于焦山，實際也是在借此事宣揚他是神靈保佑的圣明天子。由此看來，對于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一事，說他相信鬼神可以，但如果以為此舉未免“輕率”，卻不符事實。

今天看來，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，雖然存在上述情況，但這件事卻使得古代鎮(zhèn)江在南山隱居有著名隱士戴颙之后，又在“北水”多了一位著名的隱士，從而更加凸現(xiàn)了古代鎮(zhèn)江的山水之美，豐富了古代鎮(zhèn)江的文化氛圍，同時更加使得長期以來“隱而不顯”的焦山，在豐富了隱逸氣氛的同時，又增加了更多的吸收力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文人雅士登臨游賞，從而成為鎮(zhèn)江江邊三座名山之一，與北固山和金山相媲美。從這種意義說，宋真宗敕封焦光于焦山，對于焦山的發(fā)展確實是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