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瘞鶴銘》 古渡渺千秋 提供

文/古渡渺千秋

7月14日，國家文物局印發(fā)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》的通知，江蘇共有73處入選，其中有六方碑刻，藏于焦山碑林，包括有著“大字之祖”稱譽的鎮(zhèn)江《瘞鶴銘》碑。

《瘞鶴銘》是中國書法發(fā)展史上的重要石刻。原系焦山西麓棧道巖上的摩崖石刻，后因山石崩塌，墜入江中，不為人知。至北宋初，冬季水落石露，經(jīng)人辨認，是《瘞鶴銘》，因書體古拙奇峭，雄偉飛逸。遂引起書家的重視?！动廁Q銘》落水前，文無記載，落水后，石碎字殘，由于水下椎拓困難，有人索性鑿石取字而去。又因它只載甲子，不列朝代，只書別號，不書姓名，千余年來，對殘缺的《瘞鶴銘》進行補佚文字、考證撰書者的研究，從未停止，至今仍是見仁見智。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，閑居鎮(zhèn)江的蘇州知府陳鵬年，募工打撈《瘞鶴銘》，歷時三月，終于撈出殘刻五石，放置焦山定慧寺大殿左側(cè)。于1960年建焦山碑林時，又放在寶墨軒內(nèi)，建亭保護。

出水后的五石《瘞鶴銘》，按前人研究考訂的文字定位圖，將斷裂、缺字處加以連接，拼成整體，高二百六十厘米、寬二百一十厘米，字徑八至十五厘米不等。銘文自左至右書，五石共九十三字，其中十一字不全。

在《瘞鶴銘》碑落水之后，許多書法家為了一睹真容，在水下拓碑。水下椎拓《瘞鶴銘》十分困難，必須等待冬季枯水，掘去沙土而拓，因石刻墜江或仰、或俯、或側(cè)，有的兩石相挾，人需仰臥在石隙間椎拓，又因寒冬江風凜冽，人不能久仰于地，得字多少，各不相同。早期泛舟尋訪且下江椎拓的有北宋郭逢原、范祎、歐陽修等人，拓得字數(shù)最多的是歐陽修。

水下椎拓維艱，流傳拓本尤罕，傳世的水拓本有明王世貞五十二字本，其次清代王文治藏仰石三十字本，有南宋游似印，亦重墨拓剪裱本，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此外，何紹基舊藏五十三字本，俞復家藏七十八字本，今藏北京圖書館，均為未剜剔本。

《瘞鶴銘》文本繁多，各文本在補缺字上又各異。最早的文本為《唐人書瘞鶴銘文》，簡稱“唐人本”。宋代有“邵亢本”“壯觀亭址別刻本”“宋鎮(zhèn)江別刻本”等，明代有“張溥本”、陳氏“玉煙堂本”。清代有張弨、汪士宏、王昶、林企忠、程康莊、錢升等刻本。

《瘞鶴銘》與其他碑刻不同的是，它的撰書人是以別號代替真實姓名，以干支代替年號，這給研究撰書者帶來很大難度，銘文題為“華陽真逸撰，上皇山樵書”，款為“降山徵君，丹陽外仙尉，江隂真宰。”這些別號究為何時何人，自宋以來，聚訟紛紜，竟有十余種之說，如晉王羲之、南梁陶弘景、隋代人書、唐王瓚、顏真卿、顧況、皮日休等，諸家之說都有一定依據(jù)，有的從書體風格、結(jié)字體勢上劃定時代，有的從書家字號來確定人名。在學術(shù)界影響較大的有五說，即王羲之、陶弘景、顧況、皮日休、上皇山樵隱君子書。

《瘞鶴銘》的書法藝術(shù)價值，歷代書家有過很高評價，繼黃庭堅譽為“大字之祖”后，南宋曹士冕《法帖譜系》云：“瘞鶴銘筆法之妙，為書家冠冕。”明王世貞《瘞鶴銘跋》云：“古拙奇峭，雄偉飛逸，固書家之雄。”縱觀歷代書家對此銘的評估，《瘞鶴銘》在中國書壇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，足當中國名碑之首。

但《瘞鶴銘》自發(fā)現(xiàn)以來，人們過多注重它“書家冠冕”的書法藝術(shù)價值，而忽略了它的思想內(nèi)容以及所表現(xiàn)的時代精神。學術(shù)界普遍認為《瘞鶴銘》為東晉或南朝時期的作品。六朝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繼春秋戰(zhàn)國以來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時代。人們蕩廢禮法，反對名教，追求個性解放，強烈要求實現(xiàn)個體價值的確認。但是另一方面，“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世族”的士族門閥制度形成了黑暗的壟斷政治。大量杰出的有識之士得不到重用。為逃避現(xiàn)實,矯翅雪飛的鶴成了高潔士人藉以寄憂的對象。這里，鶴不僅僅是道家遨游仙境的伴侶和坐騎，而是一種美好事物和獨立人格的象征！瘞鶴，實是瘞己，是一種無奈的曠達，無言的悲哀、無聲的慟哭。仙鶴葬于此山之下，暗含著作者埋葬了自己宏大的抱負、美好的理想。

《瘞鶴銘》同屈原的《離騷》、嵇康的《廣陵散》一樣，是一曲充滿生命激情的千古絕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