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國古代長江救生源流考》 圖：張崢嶸 提供

文/張崢嶸

鎮(zhèn)江西津渡歷史街區(qū)存續(xù)久遠，文化積淀豐厚，是鎮(zhèn)江這座城市歷史發(fā)展的“活化石”，其文化既有共性，更有個性。其中建筑文化、宗教文化呈顯共性，而救生文化更具個性，見義勇為、慈善救助是其獨特的文化內核。京口救生會，它既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命救助機構，也是長江沿岸僅存的寶貴的救生文化歷史遺跡。

2002年底，鎮(zhèn)江市城投集團接受了西津渡歷史街區(qū)的保護建設工作。本書作者祝先生當時雖是城投董事長，但對西津渡的建設，特別是文化建設非常重視，他開會講：“鎮(zhèn)江市政府、鎮(zhèn)江人民將西津渡古街這塊文化瑰寶交給我們來保護建設，大家一定要把深厚的歷史文化研究透，在保護建筑中，要誠惶誠恐，如履薄冰，不能做‘建設性破壞’的事。”

2007年，我們應國家救撈總局宋家慧的要求，準備建“中國鎮(zhèn)江救生博物館”，我參加了布展。在布展前要寫大綱，我向作者匯報：京口救生會的史料太少，內容鳳毛麟角，且時有斷續(xù)，許多地方不能自圓其說。比如《光緒丹徒縣志》上說，參與救生的蔣家共計七代，但列羅的人物只有六代，還有一代是誰？說京口救生會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命救助機構，但證據明顯不足，只有單證，沒有旁證，不能形成有力的證據鏈……

令人感動的是，作者已在默默做這些工作。特別是他2016年退休后，加快了“中國古代救生源流”的考證，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，歷經十載，終于完成近百萬字巨著《中國古代長江救生源流考》。為我們描述了這一宏大而悠遠的歷史場景，取精用宏，不僅填補了西津渡救生文化研究的不足之處，更是西津渡救生紅船“見義勇為”精神在新時代發(fā)揚光大的實例，為“京口救生會是世界上成立最早、年代最久、僅存的歷史遺址”的結論作了最充分的闡述與驗證，從而使京口救生歷史主線呈現出全景式、史詩般的效果。

這部近百萬字專著分上下兩卷，上卷主要研究古代鎮(zhèn)江自宋代到民國的水上救生歷史源流，下卷主要研究明末清初以來長江全流域救生的歷史源流，下限到清末。全書架構科學合理，史料翔實、敘事宏大，基本厘清了長江古代救生的歷史線索。因為書稿很長，我粗略地瀏覽了一遍，淺談本人的三點看法：

一是補足了“救生文化”研究的缺憾。清代蔣氏家族經營救生會一百多年，以“興辦救生事業(yè)”為蔣氏家族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，是救生會發(fā)展過程最感人、最燦爛的一段歷史。怎樣考證蔣氏七代的過程，還原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，及其在發(fā)展鏈條中的存在意義成為研究救生會歷史的重大課題。為解決這些問題，他先是找到文史專家馬阿林，順著蔣氏家譜這條線，在蔣家后人蔣祥泉先生、專家邱隆洪先生等人的幫助下，先后找到《京口蔣氏家譜》《丹徒蔣氏族譜》兩部家譜，互相驗證，重點研究了蔣宗海、蔣近仁在救生會慈善事業(yè)中的史料，特別是一些關鍵人物，例如蔣理等，補足了原來鎮(zhèn)江志書中未能刊載的有關救生會的史料，并從中發(fā)現了眾多從未見識的救生人物和救生業(yè)績，再次填補了原存資料中的缺環(huán)，使救生歷史更豐滿。

二是加大了救生內容的外延與空間。在鎮(zhèn)江小范圍內，本書上冊著重描述了京口救生會的發(fā)展過程，順便介紹了焦山救生局、瓜鎮(zhèn)義渡局、超岸寺避風館、金山寺僧侶救生等各種歷史史料；在長江沿線的大范圍內，介紹了江蘇民間救生（例如金陵生生堂）、兩淮鹽商救生、皖贛兩省救生、湖南洞庭湖水上救生、湖北水上救生。四川川江救生，特別是長江三峽的峽江救生，對發(fā)展的過程，遇到的問題都作了描述，可見作者在收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，且用心去體會、感悟、求索、考證，并以長江救生自身活動所構成的段落為章目，既能首尾一貫，重點又較集中。

三是對救生內容的內涵與深度的發(fā)掘。重點介紹了京口救生會的發(fā)展過程及經驗教訓，并進行了救生內涵的研究。例如阮元紅船的象征意義、各地救生事業(yè)發(fā)展的時代背景、思想基礎、善款籌措渠道、規(guī)章制度，以及救生事業(yè)在近代衰落的原因。每個課題都有例子，每條史實都有說明。有地圖、有圖標、有照片，為論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撐。對蔣氏七代救生的事跡，又著重作了介紹和分析，一般中有特殊，更能顯示出家族勢力的各種關聯和影響。

作者前后十多年沉潛磨礪、深耕細作，發(fā)掘了大量新史料和信息，難能可貴。只有發(fā)現歷史的真實邏輯，才能去講述救生歷史發(fā)展的真正源流。此書的問世，無疑將豐富中國慈善救生的歷史內容，作為“古代慈善事業(yè)對現代慈善的啟示”的專題來說也是一個好的開端。